在阜阳肠道病毒感染事件中，当地政府被指“有意隐瞒相关信息”。

    ■ 政府信息不公开首先是对公民知情权、监察权等权利的侵犯；其次，权力在看不见的空间运行，是腐败滋生最好的温床。借由信息公开这一手段，使政府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，至关重要。

    ■ 日前开始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，与国际上许多国家的信息公开法有三大不同：只是行政法规；规范的信息公开主体，不包括立法、司法机关；没有明确规定政府信息“以公开为原则，不公开为例外”的原则。

    ■ 不少专家和学者担忧，条例能否起到预想中的效果？

    非常前奏：“疫情保密”引发担忧

    在漫长的等待之后，5月1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“条例”）正式施行。

    ———之所以说“漫长”，是因为条例公布的时间是在13个月前的2007年4月5日。

    学者们普遍认为，2003年的非典，是政府信息公开化进程中的一个催化剂；其信息发布方式所引起的剧烈争议，甚至直接促成了条例的问世。

    颇具意味的是，在条例施行在即出现的安徽阜阳肠道病毒感染事件，却成了人们对条例实施效果产生担忧的导火索之一。

    3月初，阜阳肠道病毒感染事件开始出现。从3月27日出现第一例患者死亡事件开始，到4月15日当地政府首次公开疫情，长达半个多月的时间；而到4月27日新华社向全国发布消息，则是在整整一个月之后了———如果从3月上旬疫情始发起算，则信息被封锁的时间更长。

    媒体报道称，为公众所不满的是，阜阳有关方面在隐瞒疫情的同时，竟然还出面“辟谣”，并要求患儿家长保密。

    “这种‘辟谣’实际就是造谣！”中国问题研究专家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接受《时代信报》记者采访时称，“阜阳以没有确诊作为不公开疫情的理由，根本就站不住脚。”

    不少学者指出，在这种背景下，数日前开始实施的条例，已被蒙上一层阴影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《经济观察报》、《南方都市报》、《新京报》等众多媒体连日来相继发表评论，在肯定信息公开条例进步意义的同时，也对其缺陷和实施效果表示担忧：“‘透明政府’依然任重道远”，“问责不知如何操作”，“重大灾祸考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刚性”……

    另有媒体则直截了当地呼吁，“别让政府信息公开成作秀!”

    “几乎所有政府都有一个天然的倾向———尽可能少地公开信息，因为信息的公开容易给民众批评政府‘制造依据’。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对媒体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