计划单列后，重庆开放意识更强了。


    对重庆的发展中央一直很关注，图为邓小平、薄一波等视察重庆企业。


    薄一波与重庆的建设者在一起。


    1983年，经中央批准，重庆成为独立对外的内河通商口岸，直接对外贸易。


    1983年2月8日，中央以7号文件批准《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报告》，我市在全国大城市率先拉开城市综合改革的序幕，主要内容包括：重庆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，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；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外，中央在渝企业、省属在渝企业、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，全部下放市管；将永川专区划入重庆等。

    就普通市民而言，他们将这次改革简称为“计划单列”。那么，计划单列为何首选重庆？它在全国30年改革发展史上有何意义？它从哪些方面改变了重庆？事实上，1954年和1964年，中央曾两次对重庆实行计划单列，1983年的“单列”属第三次。今天，重温25年前我市在改革初期勇于探索的精神，对当前正在进行的“解放思想，扩大开放”的大讨论，无疑大有裨益。

    春风已经撞门多数市民浑然不觉

    1983年的春天，普通市民都在干些啥？

    赵晓东，时年32岁，任市糖果糕点公司副总经理。那年春天，“我带着一箱五粮液，坐火车到成都的省公司走关系。”省公司即四川省糖果糕点总公司，“它管我们的计划，譬如到内江糖厂进白糖500吨，就得由它下计划，否则糖厂理都不理你。”赵一上火车，周围乘客就问，你带的啥子酒哟，这样香？“当时五粮液确实香，瓶子是尖笃笃的，一瓶五块三，可再香我也不敢喝，那可是孝敬大爷的！”非但赵晓东，其时，重庆商贸系统的36个批发站（公司），上面大都有省公司管着，“无论五交化还是针纺百，都得由上头下计划。”

    李永琦，时年30岁，任九龙坡糖果厂车间主任，那年春天他到川内各地跑市场，“我发现一个有趣现象：重庆虽然很大，但行政上只是省辖的地级市，与自贡、南充没区别，不信你看汽车牌照就知道，成都是川A、重庆是川B、自贡是川C……”

    任力，时年30岁，那年春天他婉谢了四川省团委的调动，决意留在重庆商业系统，“在重庆生活惯了，有感情，故土难离啊！”

    杨政，时年22岁，从四川美院进修后，由重庆织造厂调红岩少年报任美编，“当时少年报设在市少年宫一间小屋里，刚结束油印史，改铅印，虽说它是除重庆日报、广播电视报之外公开发行的第三张报纸，但发行量少得可怜。”

    艾新全，时年24岁，刚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，分配到重庆市委宣传部，这年春天正面临新的选择，“要么留宣传部，要么去党史办。我选择了后者，因为与自己的专业有关。”

    王承柯，时年29岁，任职重庆针织站副总经理。此前他是重庆驻上海的“花纱布代表”，换言之，全市妇女穿什么花色品种，“全由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定夺，我有什么眼光，重庆妇女就穿什么衣服”。1983年春天布票取消了，长期依赖于计划垄断市场的针织站，陷入窘境。

    一切周而复始，亘古未变；但一切又正处在激变的前夜，因为春风已经撞门，只是大多数市民仍浑然不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