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档理由

    改革，必然有阵痛。重庆国企改革的第一次巨大阵痛来自重庆针织总厂：1992年11月3日，重庆针织总厂宣布破产，成为当时全国最大国企破产案，震动一时。16年过去了，虽然其间企业破产的规模不断刷新，但许多人仍不能忘却我市国企第一次破产的阵痛，它是内心的一种疼痛，更有疼痛后的沉思。

    原重针总厂职工对当年还有怎样的记忆？日前，记者走进陈家坪，采访了王雪梅等原重针总厂职工。自1992年起，王就失业了——一家有3000名职工的大企业，怎么说破就破了？它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经验和教训？

    我市国企改革第一次阵痛来自重庆针织总厂

    这是当年全国最大国企破产案。原因：依法治厂不力，厂内盗窃成风，货款收不回来

    1992年11月3日，首家国企重庆针织总厂宣告破产。

　　破产瞬间

    1992年11月3日，重庆针织总厂被法院正式宣告破产：这家工厂当时有3000名职工、4000多万元固定资产，负债8000多万元，每天面临50多家“债主”催讨。法院最后判决破产，将所有资产清算后，给50多家“债主”平均偿还一点，其余的一笔勾销，工厂从此解散。

    在重庆原副市长秦昌典的一篇文章中，将重针总厂称为我国西南最大的国有针织企业，说该企业“有过辉煌的岁月”——这么一家企业，在改革开放初期被宣告死亡，很多人都难以接受。

    破产前，原重庆市委书记箫秧到该厂给职工做思想工作：你们的工厂，欠了人家8000多万，你们自己的全部资产才4000多万，你说怎么办？要这样下去，每年的利息就要七八百万，这样的日子还过不过？吃不吃饭？如果就这么混下去，行不通。

    箫秧说：“所谓破产，就是用你这4000多万元，来偿还8000多万元，这就叫破产，借的钱不还了，就吹了，至少吹百分之几十……破产后，只要我箫秧有饭吃，重针总厂的职工也都会有饭吃。”

    市委书记的表态坚定了大家的信心，一切水到渠成。1992年11月3日，市第一中院正式裁决，在法院最大的审判厅举行，法庭里坐满了旁听的职工和市民。法院宣传科干事罗固理负责摄影，记录了整个过程。16年过去了，罗固理依然保存着当时拍摄的老照片，也记得当时的场景：厂长罗素明坐在法庭里边，当年他才30多岁，表情一直很沉重。当法官高声宣读“重针总厂自裁决之日破产”时，罗素明伸出左手，紧紧捂着嘴部，眼睛微闭，身体前倾，表情痛苦。一些旁听的老职工悲痛万分，失声痛哭——端了多年的铁饭碗一下子碎了，今后的日子怎么办？

　　破产原因

    破产前，重针总厂说起来是国有企业，实际上更像一个家族企业。

    重针总厂的大部分职工，居住在陈家坪“小青砖”，直到现在。很多人都记得张明浩一家人，原工会干部潘庆新回忆：“张家一共有九兄弟，九兄弟本人，包括九兄弟的子女，30多个，都在厂里上班。”

    老潘回忆：张明浩排行老五，有4个孩子，他的八弟在厂里搞缝纫机“保全”，维修缝纫机，八弟两个孩子当工人，九弟好像也有两个孩子。当时厂里效益好，工人子女通过照顾、顶替、接班等各种方式进入重针总厂，厂里的家属子女越来越多，搞得工厂就好像一个大家庭。甚至有人传言，有一家人，前前后后有100多个亲戚朋友在重针总厂上班。

    《南方周末》有两位记者1991年到这家工厂采访，到一名工人家作客。发现工人家里到处陈列着袜子、内衣、衣服布料等产品，好像工厂陈列室一样，很吃惊。而这名工人大方地说：“别客气，这些东西你喜欢就自己拿，反正我也没花钱，都是从工厂拿的，工厂就是我的家嘛！”

    当时厂子周边，有许多私人纺织作坊。有些工人上午在厂里上班，下午在作坊里上班。工厂研制出的新产品还没上市，却先从作坊里冒出来。现在该厂已经破产10多年了，老厂址周围依然还存在一些小型纺织企业。所以箫秧曾这样发问：“工厂周围有100多家个体户，哪个不发财？唯独我们工厂赔钱，这到底是什么问题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