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物名片
王静，1937年出生于重庆，红岩英烈王朴胞妹、新中国第一代舞蹈家。1950年进入重庆市歌舞团（时为重庆市委文工团），曾任重庆市舞蹈家协会主席、四川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等职。她的三哥王朴，于1949年10月28日牺牲于大坪刑场。她的妈妈金永华，在儿子王朴影响下散尽家财支持革命。张春晓 摄\视觉重庆
“‘冉冉秋光留不住，满阶红叶暮。’每年秋去冬来这几天，我就格外思念我的三哥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，我还会梦见他苍白瘦削的脸，我喊着哥哥、哥哥，他对我笑笑，却什么也没说……”
11月8日，立冬。阳光透过落地窗，洒在王静的书桌上。摊开一些书和报纸，她轻轻摩挲着纸面上一位青年的黑白相片，“三哥多年轻啊！牺牲时才28岁，他倒在了重庆解放前……”
王静口中的“三哥”，就是红岩英烈王朴。1949年10月28日，在经历了18个月的羁押之后，王朴被国民党反动派从歌乐山押赴大坪刑场，成为白公馆首批被集体枪杀的10位烈士之一。
母亲金永华第一时间从党组织那里得知了三哥牺牲的噩耗。“强忍震恸，妈妈选择了坚强。她说，‘我儿我师’，她继承三哥遗志，继续变卖家产支持革命，84岁高龄时，她终于光荣入党。”
我坐在书桌旁听着她喃喃追忆。从我的角度看过去，一层雾气正在她眼里泛起。鼻翼微颤，她几乎快抽泣起来。深呼吸，她在努力调整情绪。
“你看！”她忽然指着一份旧报纸的一行字——
“富家子弟，革命母子，毁家纾难，资助革命。”（摘自重庆日报《王朴：千金散尽为革命》）
“这是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对我三哥和妈妈的报道。他们为国奉献一生，被国家和人民永远纪念。拿到报纸那天，我泪流满面。”王静感叹道。
正说着话，老伴儿钱造雄悄悄走到了她身后。送上一杯温水，轻轻地按了按她的手。
从1950年初相识，到1959年结婚，92岁的钱造雄和86岁的王静因舞蹈结缘，相濡以沫一生。她是新中国第一代舞蹈家，他则是她永远感激的“幕后英雄”。
“王静不容易啊！12岁便走上革命文艺道路，为理想而拼搏奋斗，创造了自己的艺术成绩。”钱造雄说，“无论王朴、金妈妈，还是王静，我觉得他们的人生都闪耀着一种赤诚。”
今年11月30日，是重庆解放74周年。74年前，王朴倒在了黎明之前。如今，在这个重要日子到来之际，我们走近王静，倾听她对哥哥和妈妈的回忆，以及她的艺术人生。
往事历历，今天的我们，或许能从中有所启迪。
“18个月没见到三哥和妈妈，他们到哪儿去了呢”
1949年10月底，秋风瑟瑟，黎明前的重庆城笼罩着一片肃杀之气。
远郊江北县复兴场莲华中学里，12岁的王静再次感到一丝丝焦虑。这种感觉在一年前的1948年4月底也曾有过。当时，不满11岁的她，忽然被妈妈金永华派人从市中区送到自家办的莲华中学，跟初一年级同学一起学习、生活。她甚至来不及问妈妈为什么。
“将近18个月没见到三哥和妈妈，他们到哪儿去了呢？妈妈没来看过我，三哥王朴是校长，他也从没出现过。偶尔有老师把我叫过去，‘你妈妈带信来了，叫你好好读书，听老师的话哟！’那是我跟妈妈唯一的联系方式。那时我就格外想她。直到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，老师才告诉我，家里出了大事。”
“老师说，你的哥哥，王朴校长牺牲了。我一下就哭了，我从小就跟三哥很亲的呀，他大我十几岁，一直非常疼爱我。等我回到城里见到了妈妈，才晓得三哥1948年4月27日被捕入狱，1949年10月28日英勇就义，才晓得为什么那么长时间，我没有见到妈妈和三哥。”
“三哥是妈妈的长子，是我们家的主心骨，他被捕后，我们王家差点散掉。”王静后来得知，彼时形势危急，金永华无法照顾子女，只能将孩子们分别疏散，有经香港去延安的，有去乡下学校住读的，“最可怜的是我弟弟，他被送去庙里，拜托给长老照顾。我们彼此的情况都是重逢后才知道的，弟弟说他在庙里总是害怕，每晚都吓得躲到大雄宝殿的柱子后面。”
王家曾在重庆城富甲一方，金永华是商人王莲舫的续弦。20世纪20年代，夫妻俩把家族的猪鬃生意做到了日本。1926年，6岁的王朴也随父母漂洋过海到了日本。
“有一天，三哥被一个高年级同学骂‘支那猪’，立马就挥舞小拳头打了过去。回到家，妈妈看他头上都出血了，问怎么回事，他说，我打架了，同学骂我们中国人‘支那猪’，我不服！”
1927年，金永华夫妇回国，他们在重庆置办了大量田产，孩子们也都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从小目睹家国忧患、民族危机的王朴尤其发奋读书，渴望通过学习寻求到救国真理。他对党报党刊、马列著作更是如饥似渴。潜移默化中，读书重塑着他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
“三哥是富家子弟，但从小就很有正义感。1934年，重庆军阀混战，社会动荡，他就读的求精中学决定提前放假。放假前，学校要退还预收伙食费。但后勤负责人只退了富人家庭学生的费用，贪污了穷苦学生的钱。已领到退款的三哥嫉恶如仇，他喊着‘我们是为平等而读书’的口号找学校理论。最终，他帮穷苦同学要回了伙食费，自己却因此被学校开除。”
1944年，王朴考入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，很快成为党领导的《中国学生导报》骨干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。这些经历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，让他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。
“三哥本想去中原解放区参军，但组织上希望他回老家农村办学。当时内战爆发，党需要发展农村根据点。在三哥的劝说下，母亲也认为办学有功德，于是拿出30两黄金买下一间祠堂，后又购入逊敏书院，陆续开办了莲华小学、莲华中学。他还带《挺进报》等给妈妈看，给妈妈讲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妈妈通晓民族大义，变卖田产筹集巨额经费，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。”
1948年，因为叛徒出卖，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。
“当时，党组织要三哥赶紧转移，但他放弃了。被捕前几天，他在一次会议上表态，我们出了叛徒，学校和我都被暴露了，党组织要我走，我不能走，因为学校是我办的，很多老师都是地下党，我走了他们怎么办？让其他同志转移吧，我来坚守。”
“这不是演电视剧的台词，他是真的把生路留给同志，把牺牲留给了自己。后来他在歌乐山被关了18个月，我们家另外几个据点都没出任何危险，说明他在狱中很坚强，没有出卖组织。”王静说，每年这几天她都忍不住想，三哥怎么能这样，什么人能做到这样？“一个富家子弟，前途无忧，上有老母，下有儿子，还有妻子弟妹，他怎么就能舍弃这一切？”
“娘，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，继续支持学校……”
事实上，在被捕之前，王朴就有预感。他甚至还就即将来临的危险，跟金永华有过一次长谈。
“妈妈很着急，让他去成都躲避，他说，‘我怎么能走？我加入了组织，就不是娘一个人的儿子了。’想到万一自己出事，妈妈要走的路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，他还给妈妈讲了三点想法：一是要妈妈掩护学校，保护我们的同志，继续把学校办下去；二是要妈妈继续听党的话，变卖剩下的田产，支持革命；三是弟弟、妹妹将来也要依靠组织，不能离开学校。”王静说。
被捕入狱后，王朴设法给金永华带去口信，再次表达了上述想法：“娘，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，继续支持学校，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，弟、妹也交给学校。”
“这个学校指的是莲华中学，实际上，也就是指的党组织。在临近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三哥已经做好准备牺牲，他将自己未竟的事业寄托给了理解他、支持他的妈妈，寄托给了弟弟妹妹等后来人。三哥也给妻子带了口信，叮嘱她：莫要悲伤，有泪莫轻弹……狗狗（儿子的小名）取名‘继志’，要让他长大成人，长一身硬骨头，千万莫成软骨头。让他真正懂得‘继志’的含义。”
1949年10月28日，在歌乐山关押18个月后，王朴在大坪被杀害，时年28岁。金永华得知王朴牺牲的消息后，把自己关在屋里，三天三夜没有出门。
“三天以后，房门打开了，她交给地下党同志一个包袱，里面是她的戒指、项链、耳环等金首饰，以及一些私房钱，约有40多两黄金。她说，这是我身边最后的财产，交给党。我儿，我师，我的儿子牺牲了，但他也是我的老师，老师交给我的事情，我还没有做完。学校继续办下去，田产继续变卖。”
这些情况，都是在重庆解放之后，王静陆续从家里的亲戚、地下党的同志，以及从渣滓洞脱险的曾经跟哥哥一起被关押的志士口中听说的。
妈妈金永华反而常常是沉默的。“我们团聚之后，她并没给我说太多过去发生过什么，甚至历尽劫波后理所当然的痛哭都没有，她的反应，就像是我出了一趟远门，现在回家了。”
她的泪，或许早就流干了。
王静后来得知，从三哥被捕那天起，妈妈就像变了一个人，承担起了本不属于她的责任。“三哥是在宏泰大厦南华公司附近被抓的，南华公司也是我家为资助革命办的，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。三哥出了事，妈妈紧急疏散我们几个孩子，接着就跟姨妈住进了公司，她们冒着危险，在特务重重监视下，想尽办法为尚不知晓危险而前来接头的同志打暗号，就像出事前三哥让其他同志转移一样，妈妈她们也保护了大批同志。”
重庆解放后，中共中央西南局准备归还金永华历年来的捐赠，当一张折合黄金2000多两的巨额支票放在她面前时，她却拒绝了。“妈妈说，‘我把儿子都奉献出去了，还要钱干什么。革命刚胜利，国家还很穷，这些钱就拿去搞国家建设吧。’”
金永华还说：“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，现在要享受特殊待遇是不应该的；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，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；作为家属和子女，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，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。”
1984年，84岁的金永华光荣入党，她高兴极了：“我现在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了，我可以放心地去见我的儿子了。”1991年1月1日，新年伊始，91岁的金永华在重庆逝世。
最后的时光，王静守在她身旁，“弥留之际，妈妈反复念叨的，还是三哥的名字……”
“要学习你三哥，听党的话，不要给党添乱……”
“我的三哥不怕牺牲，我的妈妈也是勇士。三哥是在风云诡谲的斗争中用生命迎接革命的胜利，妈妈则用她最顽强的意志力续写了三哥的革命传奇。”王静说，解放后，作为“烈士的母亲”，妈妈备受尊敬，但她从没向党提过任何要求，“她还总是教育我们，烈士的光不要沾哦，烈士的遗志一定要继承，要学习你三哥，听党的话，不向党伸手，不要给党添乱……”
这番叮嘱，王静从12岁开始，一直听到妈妈逝世。“刚解放时，我还太小，只知道三哥是烈士，为革命牺牲了。随着慢慢长大，我才开始懂得妈妈这番话的意义。时过境迁，如今我也年近九旬了，然而说真的，我还是很难完全理解妈妈。但我听她的话，永远尊重她。”
王静说，自己走上革命文艺道路，后来从事了一辈子的舞蹈事业，也是听妈妈的话，听组织的安排。“三哥要妈妈把我们交给组织，回城不久，妈妈就送我去参军。我先考上了当时在沙坪坝山洞的炮校文工团，后来在重庆市第一任市长陈锡联的关心下，留在了重庆市委文工团。”
到市委文工团时，王静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水平，“我在莲华中学寄读一年半，初中课程跟不上，但我很活跃，爱唱歌跳舞，是班上的康乐股长。有一次，育才中学的老师来学校教我们跳《青春舞曲》，她说她是舞蹈家戴爱莲的学生，我跳得很高兴。所以能进文工团，我非常愿意。”
过去，王静是养尊处优的王家小姐；如今，她成了文工团里稚气未脱的小文艺战士。大家都很照顾她，她也从不娇气。一切从零起步，她学习洗衣服，刻苦练习舞蹈基本动作，尤其喜欢钻进阅览室看书，“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《童年》《牛虻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战争与和平》，还有普希金、马雅科夫斯基的诗集，等等，背诵诗句是我的乐趣。”
她把阅读中体会的人物情感运用到舞蹈里，渐渐地在团里有了名气。儿童舞蹈《明朗》、儿童舞剧《小白兔》、女子独舞《养鸡姑娘》、双人舞《蛇舞》、小舞剧《放裴》、自编自演的女子独舞《白鳝仙子》……一大批优秀作品，是她在舞蹈艺术之路的长途跋涉中留下的足迹。
其中，《放裴》曾在莫斯科青年联欢节上捧回了国际艺术银质奖章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艺术界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。《白鳝仙子》曾代表重庆参加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。
“我十几岁才开始练舞，起步虽晚，但我很用心，一生都在摸爬滚打中奋力前进。这个过程里，有三哥和母亲留下的精神财富长期的激励，还有两位伟人的殷切鼓励。”王静回忆，“1958年3月28日晚，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途经重庆，在市委小礼堂，他嘱咐我要好好学习；后来，周恩来总理访问东南亚时路过重庆，看了《放裴》和作为《白鳝仙子》前身的一个舞蹈，他说，舞蹈艺术向传统文化取经的做法很好，要好好打磨作品。”
堂堂正正做人，认认真真做事，坦坦荡荡走过一生，这是86岁的王静对自己的总结。“这辈子我当过演员，干过领导岗位，创作、演出过很多作品，带队出国演出过，办过舞蹈学校，培养了上千名舞蹈苗子，我还办过舞蹈报纸，组织召开了首届巴渝舞研讨会……有时也觉得‘只是当时已惘然’，当时在做的时候我并不清楚结果会是什么，但回头看看，就知道自己没白活。”
在庆祝建党70周年之际，重庆电视台曾拍摄电视剧《歌乐忠魂》。其中《赤诚》一集就是讲述王朴母子的动人传奇，时任重庆市歌舞团副团长的王静，受邀扮演了自己的母亲金永华。
“将三哥王朴烈士和妈妈金永华的故事传递给更多的人，是我的责任。”她说，也正是怀着这样的一份责任感，她答应了我们这次漫长的对谈。
如今，她更享受与老伴儿钱造雄安详宁静的退休生活，那是一种近似于传统文人晴耕雨读的恬淡。眼神不好了，老伴儿就给她念书里的句子。她尤爱记诵唐诗宋词，“不知乘月几人归，落月摇情满江树”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”……类似句子她早已揉碎，烂熟于胸。
《红楼梦》让她情有独钟，她也有自己的见解，“林黛玉有才华，有自尊；薛宝钗更会处事，她一大家子寄人篱下，会处事才能生存下去嘛。我可能更喜欢史湘云，她让我想起还在王家大院生活的自己，痴痴憨憨的，总是很快乐。总之啊，每个人活在世界上，都不容易。”
“远山长，云山淡，晓山青。”风雨一生，如今的王静内心草木丰沛，从容淡定，夕阳无限好。
当年，您没能见到王朴烈士最后一面。假如，现在能跟哥哥重逢，您想对他说什么？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三哥啊，你为之献身的国家，已经站起来了，富起来了，强起来了！你的事业后继有人，你可以安息了。你在妹妹心中，永垂不朽……三哥，我很想你呢！”